校院两级中心组理论学习材料

2020年第8期

党委宣传部                                                                                                                                                     2020年8月30日

目 录

1.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高祖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3.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4.杨晓伟：看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科技变量

5.乐玉成：于大变局中彰显使命担当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刚才，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下面，我就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讲点意见。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第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多次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第三，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第四，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改革已进行40多年，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第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当前，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第六，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上我重点讲了几个问题，以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其他问题，希望大家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23日，我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讲话，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这篇讲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人民日报》（2020年08月25日02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高祖贵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这一“变局”的丰富内涵，牢牢把握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Trust钱包官网下载是新时代开拓广阔发展空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 TrustWallet钱包下载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几百年里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超过过去几千年科技创新成果的总和。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因素，科技和产业的变迁是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进最根本的动力，大国的兴衰和不同形态文明的起落都在反复演绎这个逻辑。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走上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抓住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成为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态势至今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在古代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众多科技领域曾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代以来，中国错失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正处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当前，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力求抢占科技和产业革命高地。中国既面临着历史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解决好科技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推进科技向产业转化，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升全球治理加快变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产业、信息等开始在世界某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自由布局，区域内的联合和一体化程度以及世界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都逐步提升。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形成了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这个历史性进程的长期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和释放，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发展，不同地区、国家、产业、群体将经受不同的冲击。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将使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消解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健康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紧迫。面对这种加强全球治理的强烈需求，中国展现大国责任担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中国方案”和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建设这个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倡导兼顾全球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

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集团对峙较量状态。冷战结束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各中心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多极化趋势逐步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深化，使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

从全球范围看，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如今，按汇率法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这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变得更加全面均衡。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推动提高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在联合国、“金砖+”、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框架下持续增大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此外，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在推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的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其中，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尤为显著。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越发平衡的重要因素。

面对不断深入展开的多极化趋势，特别是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持续高企的全球环境，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资源条件、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得大国的战略取向和政策推进普遍呈现强调自主、推陈出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而且竞争日益聚焦于重塑国际规制。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正通过以制度创新和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为支撑、以重塑国际规则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博弈来重新划分利益和确立彼此地位关系，国际体系的变革愈显深刻。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越发凸显。全球地缘战略角逐的中心舞台从欧洲转向印度洋—亚洲—太平洋板块。军事战略之争从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威慑能力，向太空、网络、海洋、极地等新领域和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等新技术维度扩展。国际规制重构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展开。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体制、机制，这将进一步催生新的国际体系。

总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大国在因应这些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顺势而进者走强、逆势而动者走弱，并依据实力地位消长和驾驭国际规制的水平而重新排列组合。世界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貌如此。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学习时报》（2019年01月21日01版）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张宇燕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两次，接下来还有冷战、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

然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恰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则是“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人类所处时代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如此重大判断，揭示出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前一世纪人类经历的天翻地覆。

此判断在2018年6月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热烈的讨论。本文试图从下述八个维度阐述一下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一】 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

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只有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2005年中国的ＧＤＰ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2年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

四十年前中国ＧＤＰ约为美国的2／30，到了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恐怕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

在中国学术界， 部分学者对2／3情有独钟，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ＧＤＰ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

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ＧＤＰ的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ＧＤＰ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 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

正是这类全新问题诱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接连发表多篇相关论文。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按理说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提高，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飞速变化正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与性质。据《经济学家》报道，随着数字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大量使用，与实体战线并行的数字战线被开辟出来，“致命自主武器”（ＬＡＷＳ）的研发与大规模部署，不仅将彻底改变军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智能战士是否是杀人凶手？

与此同时，所谓“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热衷讨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实施侵略或胁迫的同时不引致事态升级和规避严重报复，换句话说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方，比如网络攻击或宣传颠覆等。

颇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速网络化使国家间权力结构深受影响。 网络世界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让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权力，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Ｓ）和阻断（ＳＴＲＯＫＥＰＯＩＮＴＳ）优势之上。这种优势不仅具有自我强化性质，而且有可能被网络霸主当作武器加以使用。

【三】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

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拉美，人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者”上台执政。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ＬＥＮＴＹ）。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

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受到弹劾而更愿看到他进监狱”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这番话，足见美国社会极化之严重。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劳动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自然后果，也将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播的动力源。在现存全球体系趋于瓦解和替代体系创立之间的过渡期内，是否会出现长时间的空白期，亦取决于这一动力源的强弱。

人类经历过两次网络兴起或革命，一次是15世纪40年代古滕贝格发明活字印刷后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互联性。在《广场与塔》一书中尼尔•弗格森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当选、伊斯兰国兴起和2008年金融危机，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类似，都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时期，联成网的世界将陷入无政府动乱状态。

【四】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

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2050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9．7％。

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2024年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特朗普总统上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ＮＯＴ ＵＳ）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关注的议题。

【五】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仅占世界2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50％。在题为《特朗普政策将颠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汇率风险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的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国出售银行服务等。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美国财政赤字加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ＳＷＩＦＴ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2018年土耳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ＣＩＰＳ）二期全面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ＩＮＳＴＥＸ），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长。对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ＬＩＢＲＡ）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

【六】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还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

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其摧毁。

尽管有人说特朗普行为非理性，因为从经济学理上讲，打贸易战的后果一定是双输，至少中短期来看是没有赢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还是有其内在逻辑。四十年来，美国名义人均ＧＤＰ增加了5万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大规模地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国家规模在国际博弈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大国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权力。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是大家寻求互利共赢，政治则是力争与对手差距最大。

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编制的濒临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在所统计的10万多种物种中，有2．8万种物种受到生存威胁，占总量的约27％。1970年以来，地球上脊椎动物减少了60％，由于过度捕捞，太平洋仅剩下30％的蓝鳍金枪鱼原始种群。研究表明，目前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自然速度的100～10000倍。

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类拒绝采取集体行动遏止物种快速毁灭，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因食物链崩溃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恐怕就是一些多边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的原因。中国正在开启的“一带一路”机制化进程，便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典型事例。

【七】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揭示了美国制度僵化和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讨价还价博弈。银行体系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放和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行关系等内容。

《被妥协所拖累的美国》一书作者劳伦斯•莱希格关心的不是做坏事的坏人，而是当今美国一系列制度如何导致腐败并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在他看来，涉及金融、法律、媒体、医疗、科学等领域的制度均受到错误的准则和激励的腐蚀，反过来它们又腐蚀了各类并非总是基于私利的行为体的行为。

在一篇题为“‘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成为富人在民主问题上弄虚作假的工具；美国对正当程序的坚持值得称道，但有人以此为借口阻挠政府执行操作安全规则、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保护弱势群体；选举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强民主，实际上却削弱了民主；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大赢家的赌场；近年来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有附加条款；美国被分割成两个阶层，受保护的阶层拖垮政府、瘫痪政府，不受保护的阶层则被甩得更远；选举投票率如此之低凸显民众的政治冷漠；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

美国权力结构的家族化程度之高远超人们想象。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数据，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参议员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

多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行进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扩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医保中不由政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则美国政府总支出便达到ＧＤＰ的48％，与欧洲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相差无几，因此不少人担心这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增长能力。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连续122个月的增长并打破1991－2001年持续繁荣的纪录，但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5％，远低于上一繁荣期的43％。

【八】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

权力政治主要指世纪大国之间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当今世界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

中美关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离，即尽可能不与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任何经贸和社会往来，最终让苏联因效率低下而自生自灭。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

尽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 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ＣＯＮＦＩＮＥ）。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

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援引国内法对付其贸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多边体制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对中国的制约，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其涉及的所谓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和技术有关。

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为改革ＷＴＯ定调，要求中国增加政府补贴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图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闻社网2019年5月26日登载的题为“科技冷战将迫使世界做出选择”的文章所说：数字铁幕将迫使政治领导人就加入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做出决定。概言之，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结 语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进程。但1945年后，政治领导人就变得能够改变历史。过去人类犯错误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的衰退或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

时至今日，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这一现实并未改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世界现存核弹头数为15850枚，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6550和6850枚，其数量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这意味着人类仍旧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中。也正是核武器的存在，美俄冲突或中美对抗的上限同时被限定了，因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无异于人类毁灭。

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另一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现在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之上。据“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作者史蒂文•奥尔特曼引证的结论，无论是贸易与资本，还是信息与人员流动，2017年全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今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商”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脱钩”成本已经提升到了世界难以承受的水平。各国“得自贸易的收益”减少势必引发国内社会政治的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

整体上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全球化征程中一定还会有一些崎岖甚至险峻路段，具体表征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

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中美两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其中一个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全球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分享权力；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在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均属正常和自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又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国家，需要这两个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起手来一同承担应对挑战的责任。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中美两国依靠智慧与胆识，在斗争中妥善处理其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

（作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看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科技变量

杨晓伟

全面认识、把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首先要有世界经济、政治的宏大视野，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此外，也不能忽视新科技浪潮整体性、结构化要素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深度生成、深化进程中的巨大时代催化作用。

相较既往几次科技浪潮，尽管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这次新科技浪潮与之保持了一定历史连续性，但它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5G、大数据、云计算、量子科技以及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构成的全方位、“豪华型”阵容却具有以往所不具备的“总体性革命”新特点：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生命与非生命的关系等人类与世界的关键关系层面，达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人类的本质存在与自我认知，较之传统都发生了巨变。这种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阶段快速转变，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以及对外界与自身的认知。

这些科技在给人类经济社会带来便利、舒适、效率、品质的同时，也潜伏着远超之前的风险与隐患：机器在多领域全面取代人会不会引发大规模失业潮；机器伴侣会不会严重冲击人类的婚育文化与情感伦理；可穿戴设备与可植入设备进一步模糊生物界别导致的新矛盾、新问题等。当然，这也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整体性、时代性的宏大局势。

这提醒我们党，在科学技术扮演关键角色的“技术时代”里，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自我革命状态，回答好时代问卷，充分用好新科技浪潮的“科技红利”，把“中国智造”推向时代新高度。同时，也要未雨绸缪，一方面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克服新时代新的“本领恐慌”，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规避技术发展风险，强化制度文明思维，全方位贯彻法治国家理念，把科学技术发展伦理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约束其潜在风险。这是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的问题意识倒逼我们摆脱历史路径依赖、提高治理能力并实现现代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与重要时代表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深刻改变世界秩序的同时，也给一些新科技要素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一是多种传统行业由于疫情影响，其发展所受约束越发明显，但这也给非接触式经济、远程教育医疗、云办公等新行业、新业态、新工作方式、新生活方式提供了逆势而上的机遇，这些行业本身在疫情中成长壮大，很有可能随着抗疫与工作常态化、长时段共存而养成人们的生活、学习与工作新习惯。新科技浪潮力量再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从共享经济维度来看，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也不是纯粹的福音。尽管它向人类展示了全面、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光明前景，但新科技在全球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及相关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人类以数字鸿沟为表征的科技鸿沟、消费鸿沟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扩大。因此，消除发展鸿沟所带来的巨大落差以共享全球科技红利、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土壤，依然任重而道远。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也启示我们，在这个由现代交通、通信科技等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的社会中，要不断增强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的战略前瞻性、主动性、警觉性，做足战略思想储备与战略物资储备；要增强往最坏处考虑、往最好处努力的底线思维。同时，也要由此反观人类自身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构建新时代科学伦理，从而构建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

（作者：杨晓伟，系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

《光明日报》（2020年06月24日02版）

于大变局中彰显使命担当

乐玉成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们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一主线，不断推进外交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成为不确定世界的“稳定器”，向世人展现大党、大国的使命担当。

今天，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和挑战，各国不能再上演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老剧本”。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更何况今天各国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人类已经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世界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多边主义是最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各国除了加强多边合作，没有更好的选择。”今天，多边主义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现行的国际治理体系虽然不尽完美，需要改革完善，但不能全盘推翻、各行其是、为所欲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没有哪个大力士能够包打天下。国际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同舟共济、共同划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践行多边主义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

习近平主席在许多场合郑重表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致力于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尽管自身遇到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使命担当没有松懈，而且更有作为、更有实效。在大变局中，中国坚定地与各国同心协力直面变革与动荡的考验，培育和平与增长的力量。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的严峻挑战，中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发出了中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时代强音，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推动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原则基础上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和贡献，绝不是什么挑战和威胁。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倡议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世界将会见证，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积极的互动，也将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外交部副部长）  

《人民日报》（2020年01月09日09版）